1

那天傍晚，上海下了这个夏天最大的一场雨，我下班走路回家，到华山路淮海路口时，雨裹挟着热气浇了下来。我搂起装了电脑的书包，飞快跑回了家。

洗完澡，看到来自妈妈的未接来电。我坐到阳台上，回拨她的电话。

我有时会害怕她打来的电话，害怕那些突然降临的抱怨，害怕她要求我和爸爸、弟弟谈谈。有时我会想，我对于她来说，是不是一个无所不能的超人。

“你什么时候回家？”她问。

“最迟九月中旬吧。”我说。大学毕业后，我得回家迁户口。这件事我从六月就开始说，一直拖到夏天快结束。

“能早点吗？”她问。

“我要出差。”我对她说过很多次出差，比如去年过年，我说要去北京。事实上，那会儿我连实习工作都没。我在空荡荡的上海待了整个春节。过年前，趁超市还有人，我买了一冰箱的食物。年三十那天，我与一个从台北回来、赶不及回家的女同学高高兴兴地做了一顿难吃的饭。

“你爸……病了。”妈妈说。“医生说他肾有问题。”

“哦。”我几乎有些漠然。“怎么回事呢？”

“他今天才告诉我的。”她的声音很平静，过了几秒钟，我却听到啜泣声。

妈妈在电话里讲得很不清楚，她说，你爸告诉我这些时，像交代后事。我问她有没有看过病历本。她说只有一本体检报告，但是她看不懂。我忍住责怪她的话，毕竟这种时刻，我首先需要知道更详细的情况。我既想立刻弄清楚，又希望自己根本没有打通这个电话。

我定了票，第二天下午四点钟出发。然后给父亲打了一个电话，半年里给他打的第一通。我问他最近怎么样，他说不错，身体、生意。他似乎在睡觉，说话时重重地呼气，听上去很累、虚弱。我忽然想到我离家的这些年，父亲给我打过的为数不多的几次电话。他通常会带来一些不好的消息。比如某个人摔进了搅拌机，当场死亡；某个人得了癌症，第九天的凌晨走了，死的时候睁着眼睛。我认识那些人的儿女，与我同届，或者大一届。

而我自己选择报喜不报忧。我告诉他，我出了一本书，这是我头一回和他说起这个事情。他很高兴，说，我告诉别人我的儿子是个作家，别人都不信。我说，我用笔名写作。他没问我笔名是什么。他并不关心我到底在写什么。

2

第二天晚上八点多，火车到站。山里的小站，望出去一片黑茫茫。在上海时，我常常希望能有个机会看到山里的星空，在那条毯子般厚重的银河带下走路，可惜这几天都是阴天。在出站口，我看到他，似乎没变，又似乎老了一些。他好像喝了点酒，脸庞黑红。

我们一直没说话。车子上高速公路后，他说，星期六要去合肥，有个饭局。自从在合肥买房后，爸妈一直是镇上、合肥两头跑。我说我也去。他夸我终于懂事了。以前我从不参加他的任何饭局。

车子开进小镇，两边的路灯都关着。我印象里，镇上的路灯是天黑时亮，持续两个小时。我们到了。我拎着行李，看着他拉开卷闸门，熟悉的刺啦一声，在晚上格外刺耳。他就是做这个的，但从来没想过修一下。家里楼顶的窗户也是，这么多年，从没安上一块玻璃。以前过年回家，即使开着空调和电暖炉，也还是冷得发抖。

妈妈做了夜宵，我一口也吃不下，喝了半小碗稀饭。我说，我现在吃素，对身体好。其实我只是觉得晚上吃多了会变胖。爸爸吃了不少，一直在吧唧嘴。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，我对这种声音特别敏感。妈妈热闹地说着话，嗓门大得让我耳鸣。

爸爸洗澡时，妈妈进了房间。我问她，体检报告在哪里。她说在车上。她让我今晚别提这事儿，明天再说。我点点头，表示知道了。

“你一直不信迷信。但有些事真的很准。”她说。“去年过年，对门小夏帮我问了她大嫂，说是你爸今年有大灾星。正月十六，我跟她跑到江苏泰州——她大嫂嫁过去的，她大嫂说，别说挣钱，你家当家的，今年只要不死，就是你的福气。”

她哭了。这让她看起来格外苍老。

“我求了一张符，塞进香包，挂在你爸车前面。”她说。

“你别怕。”我不知道能再说什么。我以前老有这种联想：很多年之后，他们彻底老了，五官皱在一起，只能坐在小矮凳上，靠着墙根晒太阳。我隔着家门口那条尘土飞扬的街道看他们，却无法在想象中穿过那条走过无数次的街道，到他们的身旁。

3

第二天，我们去山上大伯家吃饭。堂哥一家都去石家庄买了房子，临走前，把老屋扒了，给大伯和大婶盖了三间砖房。

吃饭时，大伯说，砖房住着真不习惯。他喝掉一小杯白酒，龇着嘴巴又说，他在石家庄批发蔬菜，每年能挣不少。我爸说，孩子们都长大了。大婶一直没说话，坐在一边默默看着我们。她一向这样，少言寡语，年轻时总挨大伯的打骂，孩子出门打工后才好了些。

父亲和大伯彼此也不相劝，一杯一杯地喝着白酒。下肚时，都是一副肝肠寸断的表情。

在上海时，我常常希望能有个机会看到山里的星空。

饭后，爸妈陪大伯大婶聊天，我独自走到车里坐着，翻了手套箱、挡光板，最后在副驾驶背后的袋子里找到体检报告，厚厚的一本册子。我翻开它，从第一页开始看起，血检、尿检……我发现其实我也看不懂。彩超那一页，写着各器官的描述，我找到肾脏那一行，“双肾轮廓清晰，形态大小正常，实质回声均匀，集合系统不分离，右肾皮骨髓质分界清楚，其未见异常回声。”

我轻轻地喘出一口气，然后将血检、尿检的结果拍照发给一位曾得过肾病的朋友。他告诉我一切正常，别担心。随即又说，就是血尿酸有点高。我问什么意思。他说，其实也没什么，中年人爱喝酒、爱吃大鱼大肉，都会这样。

我把妈妈叫出来，在山路边转告了她，她点点头，茫然又渴望地看着我。

“我是个没主见的人，我必须得依赖他。”末了，她说。

她进屋后，我沿着水泥路往山上走了一截，在一个开阔的坡上俯视山下，天阴着，远方的山都罩在雾气中，目力所及，都是一种黯淡的灰色。我点上一支烟，闻着山里的湿气。转头时，我看见了奶奶的墓碑在一个更高的坡上。

我没有走近，那条小道早已被齐人高的蒿草盖住，隔着二十米的距离，隐约能看见花岗岩上的痕迹。我知道上面写的是：“先妣某某之墓，孝子某某立。”

奶奶是三年前自杀的。

4

一点多，爸爸非要下山，有人找他打麻将。妈妈劝他睡一会儿，他没说话，硬是把车子从岔路上倒到大路上。妈妈坐在副驾驶，让他开慢点，劝了两次。我觉得他有些不高兴。

我望向窗外的景色，之前被云雾遮住的山峰逐一显现。我在这些山里长到五岁，但不知道其中任何一座的名字。许多向阳的山坡被开发成田地，这会儿稻子还是青色，我心不在焉地想，秋天都快来了。

突然，车被急刹住。我没有系安全带，身体随着惯性撞上副驾驶座位。跌向前方时，我脑海中出现的是“青黄不接”这个词语。立刻又想，那些究竟是麦子还是稻子？大概是在察觉到疼痛时，我才透过挡风玻璃往前看了看，前方视野开阔，竟没有雾气，一丝吊诡的阳光刚好投在对面的山壁上，下方是一片地势平坦的山谷。我们稳稳地停在一个大拐弯边，前轮已滑到水泥路之外。

我握住车门把手，想拉开车门下去。我听见妈妈嚷了几句，然后车子又倒回水泥路上。接下来谁都没谈这件事情，车子开得很慢，最终平安抵达镇上。

后来我想，我应该拉开车门下去，并且让他也下车，然后就在这个山谷边，好好谈谈。我觉得我应该趁着火气上来，告诉他，你也该长大了吧？

那晚我们谈了一会儿，我开门见山地告诉他，我看了你的体检报告，也给懂这个的朋友看过，没事。他忽然就抹起了眼泪，什么也不说。我一项一项把我知道的全解释给他听，叮嘱他最要紧的是生活习惯问题，饮酒导致血尿酸指标偏高。

他仿佛没听到我说什么，固执地告诉我，他的身体不出五年就会垮掉。又说，这样也好，至少没死在外面。我无言以对。只好又絮叨地重复了一遍那些生活习惯的说法。

之后又有几个饭局，镇子上，以及去了合肥。席间他兴致都很高，在合肥时尤其。听到别人夸我有出息时，他几乎失态地咧着嘴点头。我知道，他又喝多了。但这次我非常配合，用饮料敬了几杯酒，说了一些好听的话。我知道他在乎这个。

饭局结束后，我们走路回家，他几乎走不直，啰嗦地重复着：儿子的光荣，就是他的光荣。只要这个家族有兴旺的希望，这一切都值得。我却不停地想起，高中有一次与他吵架，给他写了一封信，结尾是：不要对我有所期待，我只想潦草地成长。

5

离开合肥的那个早上，我陪他去中医院看了专家门诊，医生开了一点除湿去寒的中药，我抢着付了钱。回家的路上，他指着一家装修豪华的酒楼，说要带我吃饭，我说别乱花钱，快回去吧。其实我只是不知道和他面对面坐着时，可以说点什么。

下午，他送我去火车站，我过了安检，看见他在外面使劲地挥手，脸上挂着灿烂的笑容。他好像在说点什么，但我什么也没听清楚。

我一上火车就睡着了，没有做梦。醒来时，我去卫生间洗了一把脸。我在脏兮兮的镜子里看见了自己：那张年轻的脸因为眼袋而显得格外疲惫。我忽然想到，这一切都是迟早的事情，有一天，他会搞砸一切。

我们都会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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